邓小平时代的大逃港，为何如今才被正面肯定？

随着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热播，《逃港大行动》这个早已被淡忘的历史记忆，也露出了冰山一角。剧中展现习仲勋回粤主政，应对“逃港风潮”的情节，让报告文学《逃港大行动》的作者陈炳安兴奋不已。

“长期以来，逃港问题是一个半禁区，但30多年前，习仲勋却敢于闯入这个‘禁区’。”陈炳安指出，还原这段历史也带来一个新问题：我们通常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，但现在好像是习仲勋主政时期的宝安县，也就是现在的深圳。

逃港事件一直是史学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的禁忌，只是近几年才有大胆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台逐渐触及这一问题。

积极肯定香港逃港事件 是新认识

晨报：热播电视剧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重现了“逃港潮”。长期以来，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评价“大逃港”的？您觉得现在正视这段历史的意义是什么？

陈炳安：逃港问题，建国30年来一直存在，就像国内政策的“晴雨表”。国内局势稳定，经济复苏，边境逃港的人就少。国内局势动荡，如1957年强迫农民入集体，1961、1962年发生饥荒，边境的人就会逃。刚开始逃港是被视为叛国、投敌，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当局用“堵”的办法，用铁丝网、警犬，不让民众逃港。后来看不管用，就改成“松”，也就是以“思想教育”为主，学习毛泽东著作，唱革命歌曲，批判“资本主义道路”。这样做的效果，一时还比较好。 后来人还是逃，就改用“引导”的方法，即发展经济、搞“改革开放”，而且成功了。逃港问题一直是历史界、新闻界、文学界的禁区。近些年，一些比较大胆的出版社、报纸、电视也逐渐触及这个问题。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就写到了逃港问题，而且是积极肯定的，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，可以说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。

晨报：逃往香港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？

陈炳安：主要是经济方面。那时候生活太艰苦了，对岸可以喝早茶，电视机、洗衣机都有，对岸还吃着泡红薯。他们为什么不逃呢？70年代以后，有一部分人因为政治原因逃到香港，比如知青，他们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，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，想寻找自己的理想。这样的人很多。

已故歌手罗文曾是香港难民

晨报：由于大批逃港人员，广东宝安县十户九户人家都空了。您采访了一百多位逃港人员，他们是如何回忆那段历史的？

陈炳安：心里感慨万千。记得那次去万丰村，因为男人们死在逃往香港的路上，村里留下了很多孤儿寡母。逃往香港的人们回忆起这件事，很多人都泪流满面。抓捕他们的干部回忆起这件事，摇头说：“我们也没办法，他们有些人是我的亲人，如果上级命令抓他们，我怎么能不抓呢？”

最近我在香港看到一对知青夫妇，他们用绳子把双手绑在一起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大鹏湾，有的兄弟姐妹逃到香港，有的背着毛主席语录逃走……他们都说，那里的经济比我们现在好，但我们不后悔，因为10年前我们过得很好。

晨报：过去30年，总共有大约100万人逃到香港。那么他们逃到香港后过得怎么样？您采访过他们吗？

陈炳安：一开始香港人口少，对逃到香港的内地人一般都比较接纳。后来随着工业生产转移，在香港建的工厂需要大量工人，所以不管有多少内地人逃到香港，都会接纳。而且香港工厂特别喜欢逃到香港的人，尤其是游到香港的人，因为他们体力强健，受过考验。同时他们最能吃苦，最有毅力，要求低，只求温饱。1970年代，一批知识青年开始逃到香港，他们是一批有文化、有思想、有知识的人，可以说这批新鲜血液帮助了香港的发展。后来，这些难民中不少人名声大噪，比如歌星罗文、金牌编剧梁立人、期货教父刘梦熊等。

改革开放30年，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最前线，在深圳驻守12年，为广东争光，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对习仲勋的印象：平易近人、沉稳负责

晨报：您能谈谈采访习仲勋撰写《大逃亡香港》的经历吗？

陈炳安：习仲勋是我在书中不得不写的重要人物。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。我以记者身份直接到他下榻的酒店找到他，因此获得了他主政广东时处理逃往香港问题的第一手资料。那天，宝安县委书记方宝告诉我，习仲勋下榻深圳招待所，于是中午我就赶到酒店里的中餐馆等他。没过多久，他和一群人就出来了，我赶紧走上前自我介绍。然后我们站着聊了大约20分钟，把我提出的情况和历史一一证实。

晨报：习仲勋给您留下什么印象？

陈炳安：我记得他那天穿着中山装，听到我是方豹介绍的，很乐意回答问题，很亲切随和。他讲话很慢，一开口就给人一种很平静的感觉。回答问题时没有用政治术语，语言很简单，讲事实。当被问到一些关于逃港的敏感问题时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。我想，这是经过实践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。

晨报：您在采访中，有没有提到习仲勋？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？

陈炳安：当然有。当地老百姓经常谈论两个人：习仲勋和陶铸。改革开放30年，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的最前线，在深圳一干就是12年，为广东要权，为改革开放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老百姓说起习仲勋，总会感激地说：“感谢习书记放我们一马。”他们的意思是，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，默许老百姓振兴经济。比如，他开放河口三天，允许老百姓把鸡鸭带到香港卖，还允许老百姓开工厂、做生意，让老百姓有收入，脱贫致富。

解决逃港问题，就是要敢于冒险，重振经济

晨报：习仲勋主政广东时，逃港潮还在汹涌澎湃，习仲勋是如何应对的？

陈炳安：习仲勋告诉我，他的认识是逐渐改变的，不是一下子转变的。他刚到广东时，也有旧思想，认为逃港的人“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”，“给共产党抹黑”。他还想用思想教育来处理逃港问题。但他后来却说，“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员，群众又教育了我们共产党员”。他到深圳（当时叫宝安县）时，当地一个大队书记顶撞了他，他却不觉得反感，甚至找到了处理逃港问题的新办法，令人惊叹。此后，他解决逃港问题的方法就改为“引导”，即振兴经济，提高江这边人民的生活水平。 他支持宝安县在边境划出一块区域，让老百姓自由去香港经商，让香港人过河来投资办厂加工进料。也就是说，他背着中央，在深圳河上偷偷搞“改革开放”。当时，大规模的文革刚刚结束，习仲勋支持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被定性为“复辟”罪，让他再次被关进笼子里。所以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大的，是冒了风险的。

晨报：习仲勋为什么说“群众和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”？

陈炳安：群众逃港的历史事件，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教训。如果我们不改革开放，群众就会用脚投票，逃走。如果说内地共产党人对此感受还不是很强烈，那么对于大量接触过粤港边境群众的人来说，站在江边一目了然。群众的呼声是要走老路，还是要“变”？他们听得清清楚楚。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他们，使他们得以觉醒，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改革者。

宝安县改革开放比小岗村早半年

晨报：您曾说，中国改革开放的触发点不是小岗村，而是宝安县，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？

陈炳安：这其实是一段很清楚的历史：小岗村群众签字承诺搞承包责任制是在1978年冬天，但宝安县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经开始“引进外资”、进料加工了。很多村子不听上面说的“反资思潮”，主动把当年逃到香港的人请回来，办起“三合一”工厂，很受欢迎。1978年7月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委书记方宝的带领下，到经营良好的沙头角加工厂视察，习仲勋还与“三合一”工厂的插花（胶花）女工们交谈。结果，沙头角群众不仅不再逃港，逃出去的人也都回来了。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，习仲勋才真正看到，要解决逃港问题，必须搞好“改革开放”，这才敢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，要求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。此时，可以说连邓小平本人也只知道中国要“变”，但改革开放到底该如何进行？从哪里开始？知识也是有限的。改革开放最初的萌芽，是由民间发起的。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，并让他有了先在深圳等地办经济特区作为“试验”，然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伟大构想。改革开放是一步步“逼”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 所以我在书中说：“如果没有那场用百万人的鲜血演绎的大逃亡，历史也许会在深圳河的芦苇荡里停留很多年！可以说，大逃亡香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化剂！”

晨报：您如何看待目前思想界、史学界对逃难香港事件的认识？

陈炳安：对群众逃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还远远不够。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，它的轨迹已经十分清晰，人们至今还“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不敢正视，逃港问题至今还是一个半禁区。官员们至今还怕被人说“给社会主义抹黑脸”。三十多年前，习仲勋都敢闯进这个“禁区”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我最近读了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，对此感触很深。八十年代思想史界的思想认识在很多方面都比现在解放，敢于触碰“禁区”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思想史界就不能解放一点、大胆一点呢？

晨报：您觉得承认这个起点有什么意义？

陈炳安：逃港事件的历史被封存了几十年，这也埋没了大量干部群众在处理逃港事件中所做的实际工作和成绩。过去三十年，干部群众想了各种办法，做了许多努力，最后还是习仲勋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想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，不应该埋没他们的功绩。

■《历史转折点上的邓小平》剧情回顾

谈“逃港”：别怪别人逃，是政策错了

看着挂着“蛇头”牌子的人来来往往，刘金锁、田原和吴懿如依然勇敢地商量着如何潜入香港。为了逃往香港这个同一个目标，三个互不相识的安徽、北京、上海年轻人聚到了一起。最终，三人决定放弃游泳，用危险的“捞网”方法从宝安逃往香港。

他们三人，一个因为饥饿而逃出农村，一个因为被侮辱而逃出山区，一个因为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没有政治前途而逃出。他们选择逃往香港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。“抓网”中的“网”指的是广东宝安县梧桐山边境的一排铁丝网。走私犯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，翻过铁丝网，最终到达香港。

当晚，惊慌失措的宪兵带着探照灯和猎犬，在寂静的夜空中划出一道缝隙。镜头下，逃往香港的人们只顾自己疯狂奔跑，人群甚至互相推搡、摔倒、翻滚……扩音器里传来声音：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，偷渡出国是阶级斗争的体现。

也正是在这一夜，“跳网”一词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。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：“叶元帅？我是许世友，我们这里又出事了，这一两个月内很多人逃到香港，几百个年轻人集体冲过铁丝网，还有很多人在深圳湾溺亡……中央要做出决定！”叶剑英沉默地挂了电话。

几个月后，邓小平重掌大权，就深圳逃港问题召开反思会。邓小平说，逃港不能怪别人，问题可能出在政策上。“人与人之间会比较，隔着一条河，差距太大了。这是党的政策有问题，我们的革命有问题。”